管理哲学中的社会责任伦理 _ 阎雨的专家文章

专家文章

总裁汇——股权投融资平台

免费注册立即体验

管理哲学中的社会责任伦理 2012-09-16

标签：

　　2010年03月23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1、管理渊源中的人文意蕴

　　管理学是从经济学中划出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侧重于研究和关注在经济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学发源、成长、成熟于西方，其经济背景是工业大生产，其经济基础是一元制的市场经济，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思想基础是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其文化基础是西方哲学与基督教文明，

　　中国的管理学者几乎很少有原创性的著作与理论，绝大部分人都在解读西学经典和观念，所以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管理大师。

　　而今管理西化的中国企业历经30年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但矛盾却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这些都表现在：企业政府交恶、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与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

　　毒饺子、毒奶粉、毒粉条、毒面粉………

　　管理者总是疲于应付；处理能力总是捉襟见肘；结果总是牵强人意，问题总是越处理越多……

　　命火旺盛、急火攻心、心脾两虚、心悸气短，我们的社会患上了病——综合狂妄症，表现就是五心烦热、夜寐不安、神识不清、半身不遂、麻木不仁。

　　这可谓是邯郸学步，盲目西化造成的中国精神的颓废。

　　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的学者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观点，其理论实质在于，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去展开一切管理活动，并以此作为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石。

　　大抵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影响世界的三大文明（希腊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三大文明几乎同时起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在这段时期，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这一时期，古希腊、中国和印度三地的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但文明却在这个时期，分流而行，逐步形成了世界两大文明体系。

　　西方经过一系列神学发展，由多神论走向一神论，上帝成了西方惟一万能的神。而中国多神论也逐步走下神坛，身回到了人间，在中国神不是万能的，而是人格化的。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和合主义，信奉天地人是相互体恤，彼此认同，心灵感应，此有所想，彼有所思。这也就造成了在精神层面上，人与神之间的紧密度远远弱于西方。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目的是用儒家的文化取代其他各家的文化，形成大一统的思想，其实就是把和合主义法令化、制度化和权威化，并用国家的意志来践行。

　　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人神感应”论，主张天子就是要替天行道，顺天应命。这样天子的角色，本身就具备了神的功能，同时天子也是人，这样就使神权只是作为象征，甚至是虚位，而人权得到无限扩张，使神权占据的空间变小，神权和皇权之间无法形成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

　　董仲舒只不过在适当的时期、适当的地点提出了适当的主张，应和大国的意志，董仲舒只不过是个符号，没有董仲舒，也会有王仲舒、李仲舒如是说。

　　在这样的体系里，人不可能成为神，但可以修炼成为圣，也就是儒家所谓的要“超凡入圣”。在中国古代，往往有人通过不懈努力达到圣的境界，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圣”拥有最高权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人不是神崇拜，而是更信奉自行文化逻辑和哲学推理，本质是文化崇拜。

　　这就与以皇权和神权的相互独立为核心的西方契约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更为理性和自觉。

　　这种自觉正是管理的原动力。

　　西方的管理重视契约而轻视人文，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脆弱的，必须用契约的形式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神的道德底线到底在那里。

　　而中国则不然，彼此之间都清楚对方的道德底线，能准确的预知到对方未来行为，所以都彼此自信，而没有不安和恐惧。

　　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以“发展”为目标、以“竞争”为工具，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求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因为他们关心的最终物是效益和成果，而中国则不然，认同的是由此及彼，心心相印，最终目标是心灵安宁。

　　中国的学者认为将人看作是主体人，提出了管理主体是人，并明确“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石。

　　2、博大精深的哲学管理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开出济世救民、上下同心、管理更新的良方，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帮我们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

　　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其他文明从来没有做到过。这种生命力来自于我们文化的代码，在传统文化里，有一种基因在里面，它决定了我们文化的生命力，那就是“和”。在传统的文化里，“和”是动力之源，它延伸出很多，总的来说因为有了“和”，使我们的文化面临被征服时，我们能够反征服。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一观念形成对照。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周易》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管理是一种人的行为，但最高的管理在其人为当中又具有一种自然。换句话说，在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当中实现一种意志的自由，而又合乎存在的自然原理，既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又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所谓“无为而无不为”，自然而又自由的理想，这正是《易经》哲学的深度所在。管理一方面要有正确的对外在世界和自我能力的认识，同时还要把握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来创造实践目标的基础和根据，并且要建立一定的组织来推动和发展，实现管理的目标。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条件下社会所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道德以及人道主义的期望。道德责任，这是企业在实现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升华，它直接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层次较高的层面。在古代，先智们就已对企业社会责任有着前瞻性的认知，对现代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强调要用道德原则来统帅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论语·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要谋求好的方法而不谋求食物，种地的人常常挨饿，做学问的人有钱，君子担心的是方法对不对，不担心是否贫穷。但是“富而无骄易，贫而无怨难”“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贫穷的人太多一些人就会为非做歹，为此一方面要追求顺应人民对财富的追求，管理者要节用，丧葬要节约到符合“礼”的程度。要轻徭薄赋别占用老百姓过多的时间，让其多劳动。少占用老百姓的劳动成果。另一要调节人们物质利益关系。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社会关系中，谁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指出和谐是企业道德的理想境界。在商业交往中，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摒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企业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崇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更是指出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企业要对顾客、合作者乃至整个社会负有责任感和正义感。

　　儒家管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仁爱、仁义、仁政等几个方面。孔子说：仁者爱人，仁者先难而后获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也就是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懂得知难而进才会有收获；对于处于集体中的个人而言，具备集体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为政以德”，也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孔子认为，管理者“为政以德”，才能“无为而治”，德治使人心悦诚服，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儒家从道德教化角度来进行管理。要使一种政治措施迅速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附，管理者就要导之以德。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非单独通过外在约束，要通过把内在人性中最积极的因素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以达到管理目标。

　　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孟子·万章上》）自任天下，就是自觉担负起平治天下的责任，天下的普通百姓有没有受到圣人的恩泽，不能安居乐业的，伊尹都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就像是自己把他们推下水沟中一样。自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不是立志要当天子、领袖来领导国家和社会；它的真精神，就是伊尹这样一种对百姓极度关爱和负责的精神。后来就转化为以天下为己任。自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历代儒家的理想和抱负。

　　“文相利”。墨子以“交相利”与“兼相爱”并提。墨家不象儒家那样讳言“利”，而是非常重视“利”的。他们主张“交相利”就是主张人们之间要“互利”，而“兼爱”是互利的前提。墨子说“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产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他反对一味只求爱己利己以至“亏人自利”的行为他把能利人者称之为“兼”，省之为“义”反之，则贬之为“别”，斥之为“不义”。在春秋战国“义利之辩”中，墨家自有独特的义利观。墨子说“亏夺民衣食之则，仁者弗为也”《非乐上》。又说“义，利也”《经上》。“而义可以利人，故曰天下之良宝也。”《耕种》。由此可见，墨家把义利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能利人者谓之义，损人利己者谓之“不义”。他们既不象儒家那样强调“义”，而讳言“利”，也不象道家那样否定一切仁义功利。“交相利”是兼相爱的内容，包含着利益原则，主张“互利”，注意各方利益的兼顾和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垒台，起于细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道家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主张唯道是从，无为而治；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道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道家思想对于我们塑造理想人格，对于我们应对现实的各种挑战都具有启示作用。唯道是从，就是道家大德。道家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即道德经中，庄子虽有解说，但已经不是老子的全部原意。此外，《韩非子•喻老》、《解老》二篇，诠释尤详。《淮南子》、《文子》均有转述。崇尚自然，反对人为干涉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所谓理想人格，即保持人的孩童之真，而不受外界之扰。

　　没有道德、伦理的约束，成功从来都是黄粱一梦。妄想使人疯狂，不受限制的贪欲将人类社会推向地狱的边缘。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的“道”，不符合宇宙的“道”。

　　21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时代的智慧---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联合宣言。

　　遗憾的是，我们太健忘了，对于祖先的智慧认知，我们缺乏自觉，更不必妄言践行了。

　　为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国学的基础上，融通西方管理理论提出了C模式。

　　3、C模式，人类的心灵鸡汤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上行文化，更加侧重于先验主义的哲学思辨，从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五家主流文化中提炼出的管理思想，同时融合易经文化和禅宗文化，所形成的理论框架被学界称之为“C理论”；而西方现代文化则是一种下行文化，更加注重其工具性和实用性，国际上习惯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文化称之为“A体系”。

　　通过C理论与A体系的结合，既解决了企业管理的理性与高度，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量化与实用问题，这就是“C模式”（Chinaway）。C模式，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实践和应用，其立足国学根脉，萃取百家文化菁华，提炼出具有实践价值的管理哲学，更融合西学体系，导入西方管理工具，使抽象的传统文化模型化、数据化，应用起来得心应手，使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和哲学得到激活和再造，

　　通过对C模式的学习和导入,可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洞悉西方管理优劣，规避盲目西化风险；熟练操作在管理哲学指导下的西方管理工具。

　　中国管理学倡导的C模式是知识管理与智慧管理，力求管理科学中国化，中国管理世界化。这是一次温和的管理变革！

　　C模式，不仅是心灵的雕刻，更是心灵的救赎，一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

　　C模式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中国传统管理，使得这一历经千年的东方智慧重新焕发生机，它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传统管理的要素予以系统化，建立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同时将理论在实践中验证，指导实践，实现管理效能的飞升。

　　通过对C模式的学习和导入,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了解西方管理的史略、优劣和发展趋势；系统领会国学中的管理思想精髓；懂得使用符合中国文化的管理方法——C模式；熟练操作在管理哲学指导下的西方管理工具。

　　这样讲，有种布道的感觉，其实在本人内心深处，确有种对企业家引领的责任与使命，倘若所有的企业家都有家国天下的担当，义利并举的社会责任，以人为本的兼爱思想，复兴大业岂是聊以自慰!大国崛起怎是纸上谈兵！巍巍中华将何其壮哉！

　　布道，必然充满艰辛，我的确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内心中深掩浓浓的宗教情结。

　　今天，我们再擎先人仁德智慧，为社会布道！来引导个体、组织、社会的行动和思维，来布公义伦理之道，布管理之道，布商业之道，布人生之道。

　　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希望能传承先贤智慧圣火，照亮这个混沌的世界！

　　我们有必要疏通中国文脉的河流，让中国重拾文化光辉，焕发勃勃生机，让这河流长年不断的滋润每一个干涸的心田。

　　我们不仅为世界制造物质，更当创造精神。哲学、伦理、道德，我们再也不能逃避！管理伦理，经营道德，发展哲学，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这都需要我们进行心灵的疏导，这种精神的灵芝仙草，一定是东方的、以儒家为核心，融合易、禅及百家文化，总而言之，是中国式的，我把它提炼为C模式（Chinaway）。